第二章_官运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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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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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掉以轻心,等到工作走上正规以后,我陪你一道到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去把儿子接回来。我还可以借机到我曾经流过鲜血的老区去看看,看看那里的乡亲,特别是去看看陈榆树大哥,他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遭难的时侯,他又千里迢迢从山西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来到临江,将才满六岁的困难接去抚养,这样的大恩大德不好好报答一下,于天地良心也说不过去呀如果我不亲自去一趟,只会在小神头堡的乡亲中留下千古骂名。我同样思念这个小家伙,但也不在乎再等些时日吧”

        对丈夫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史部长,当然也只好暂时打消了立即去接儿子的念头。但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从她心中抹去,所以不时给儿子写信询问情况,要儿子一定在学习之余给家里来信,以免自己和父亲挂念。当然,为了表示对陈榆树大哥的感激之情,她也忘不了给陈榆树大哥寄钱寄物。但是,令她不解的是,尽管给儿子和陈大哥寄信、寄钱和寄物,却一直不见回复。难道小儿子也象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不愿认她们夫妻当她将自己的担心告诉谢书记的时侯,谢书记说:“你真是杞人忧天。陈大哥之所以要将困难接到小神头堡,并不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儿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老区人民出于对本人的一种感情而替我们分忧,因为他和所有的小神头堡的乡亲都相信我是好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儿子在革命老区一定能茁壮成长。而且我敢保证,在小神头堡成长起来的小儿子绝对不会象在城里成长起来的哥哥姐姐们那样势利,绝对不会不认我这个爹和你这个娘,而且我相信,到时侯你见到儿子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你见到的将是一个身体健康、勤俭朴实和知书识礼好小伙子。说实在话,我在我们的这些孩子中真正寄予厚望的就是困难。如果我们谢家在他们这一代能出一个谢家宝树,那就只能是困难了”

        听了丈夫的这一席话,史部长总算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半年后,当他们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经过“拨乱反正”后,一切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轨,正当他们决定利用年关的一段间歇时间一道到吕梁山地区去接小儿子的时侯,却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谢东山任临江地区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调令,而且要他即刻上任。史部长虽然急切想见到儿子,但她是知道轻重缓急的,不得不将北上的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到了第二年春节期间,当他们再次计划北上时,谢书记又突然接到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通知,不得不再次将计划延期。后来,史翠娥又接到调临江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调令,为了工作,只好将思子之情暂时埋在心里。就在这一年,我也被调到地区担任文教局局长。有一次,在同史部长闲聊时,她谈到她为无时间接小儿子以至到现在仍不能同儿子见面而苦恼时,我说:“你们也真是的,为什么非要亲自去接呢写封信,给你们所说的陈大哥寄些钱去,让他陪同困难一道到临江不就行了这样儿子也回来了,谢书记又可以和陈大哥见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

        她说:“你不知道,老谢还想借此机会亲自到小神头堡去看看,他可是将小神头当成他的第二故乡呢若不借这个机会,以后要满足他的这个愿望恐怕就难了。他的这种愿望在他的心里已经埋藏很久了”

        我说:“他的这种愿望并不难实现。等他离休后,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哪在乎再等个几年时间”

        史部长觉得我说的在理,回去跟谢书记商量后,便立即给陈大哥又写信又寄钱,要他同小儿子困难一道到临江来。

        一个月之后,陈大哥来信了。信中除了对谢书记和史翠娥双双升迁表示祝贺外,还向他们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小儿子谢困难已经成长为人高树大的、人见人爱的“捧小伙子”和“壮劳力”。还说,由于谢困难的在当地“知名度”极高,所以引得周围三乡五镇前来上门介绍对象的媒人都快把他们家的门槛踩塌了。要不是考虑到困难的婚事必须由他的身生父母拿主意,困难也许早就当“娃他爸”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当“娃他爸”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信里,陈大哥还告诉他们,本来,一接到他们的信之后就应该立马将困难给他们送回来,但现在农村正是种山药蛋马铃薯的时侯,季节不等人,所以必须等把山药蛋种到地里去之后才能离得开身。等山药蛋一种完,就立即带困难“下江南”。动身之前一定会给他们打电报,好让他们到车站接。接到陈大哥的信之后,史部长立即给我打电话,将马上就要见到小儿子的好消息告诉我。我当然也为他们高兴,在电话里一再向她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即将见到你们的谢家宝树”

        不想我话音刚落,史部长就“唉”地一声长叹,说道:“什么谢家宝树哟,我真担心小家伙可能会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呢”

        我一听,忙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便将陈大哥在信里写的“壮劳力”这样的话告诉我。虽然我一听也感到不是滋味,但仍然劝她不要太钻牛角尖,我说:“农村人实在,一个能被称之为壮劳力的,在农村可是一个人的最了不起的评价,不要以城里人的眼光对待这个名词。”

        她笑了,说:“托你这个媒婆这是她们夫妻对我的谑称的吉言,但愿如此。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先给你打声招呼,到时侯陈大哥和困难来了,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找个车子去接一下,价钱照付。”

        我知道,她之所以事先给我打这个招呼,一是因为谢书记和她本人都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绝不因私事动用公车;二是要她们自己临时去弄一辆车,虽然没有任何问题,却有损他们的面子,而且还可能有以权谋私之嫌。我不仅是他们的“媒婆”,也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求我给他们帮忙,既不伤他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会让他们失望。不要说她已经向我开口了,就是不开口,到时我也会替他们想办法的。所以,我不等她继续讲下去便立即回答道:“你放心好了,到时侯只要打个招呼,我给你弄辆车就是了,还提什么钱不钱的”

        她说:“钱是一定要付的,否则,以后谁敢求你”

        我笑道:“你用公车接儿子是私事,而我用公车接地委书记的儿子却是公事,还要你付什么车费说起来都让人笑话”

        史部长一听,也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纠缠下去,说了一声“那好,到时侯你等我的电话就是了”之后便在一声“再见”声中放下了电话。

        大概是一个礼拜后的一天上午,史部长来电话告诉我,已经收到陈大哥从太原打来的电报,说已经买了火车票,下午就可以上车。从电报发出的时间推测,估计火车应该在今天下午到达临江。为此,要我带上司机把车子开到他们家,在他们家吃过午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去接人。我立即通知在待命的中巴司机,同我一道到谢书记家里。吃过午饭后,大家便商量如何接人的问题。由于谢书记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陪大家到车站,这样一来,问题便来了,当年陈大哥将困难接走时,困难才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长得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而对于陈大哥,虽然土改当年曾见过他,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恐怕就是当了面也不一定会认识。我见他们为这么一个小问题发愁,觉得好笑,便对大家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怎么被这么个小小的问题困住了这有什么难的找几个硬纸牌来,在上面写上谢困难的名字,然后举着牌子在出站口等不就行了只要困难能认得自己的名字,他丢自然会主动上来相认的。”

        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红旗还调侃道:“白局长真不愧是我们家的刁参谋长。”

        到了火车站,史部长的组织部长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她坐在副司的位子上,回头对后面的子女们调兵遣将:“我估计这次你们的陈大伯肯定会带来不少农副产品,下车后行动可能不很方便。所以,土改,你带援朝和合作买月票到车站里去,陈大伯和困难一定带了不少的土特产,你们一看到他们从车上下来,就赶上前去接。我可得警告你们,你们一见到他们,一定要热情,要有礼貌,不许当甩手掌柜”

        土改三弟兄互相扮了一个怪脸,同声对史部长说道:“是组织部长大人。”接着便嘻嘻哈哈地下车去了。

        等土改下车后,史部长又对抗美、反右和红旗吩咐道:“你们姐弟三个就到出站口迎接。你们一定要把纸牌举得高高的,发现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朝纸牌张望,就上前去有礼貌地寻问,免得当面错过相认的机会。”

        抗美三姐弟离去后,史部长又对我说:“老白,你就坐守大本营,等他们出来后就叫司机将车子开过去。我先下去转转,就怕土改兄妹们粗心大意,让陈大哥和困难遭罪。”

        出乎意料的是,出站的旅客逐渐稀少了,土改兄弟三人也从车站里面出来了,抗美、反右和红旗也举着纸牌子回到“大本营”,可是就是不见陈大哥和困难的影子。不一会,史部长也回来了,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按推算,他们应该是这趟车呀”

        我说:“也许坐的不是这趟车吧,要不明天再来”

        史部长仍不甘心,说:“不,我们还是再找一找。”说罢,便对土改、援朝和合作说道:“你们三个再到车站里面去转一转,直到里面确实没有人了,你们再出来。”说罢,又对抗美、反右和红旗三姐弟吩咐道,“你们再举着纸牌子随我和白局长到车站四处转一转”

        我虽然认为陈大哥和困难很可能不是乘这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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